古之仁人志士，无不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和目标。我们常说“修身齐家”，“修身”和“齐家”意义何在？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？
“修身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墨子·非儒》：“远施周偏，近以修身”。“修”是一个形声字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：“修，饰也。从彡，攸声。”修的本义为“装饰、修饰”，后来从外在的修饰引申为内在的修养，“修身”的“修”就是取“涵养、修养”之义。“修身”即为修养身心，涵养德性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品格修养和道德情操。先秦儒家极为看重修身。《论语》中孔子多次提到“修德”“修己”，指出“正人”要从“正己”开始，强调通过提高自身修养来塑造崇高人格；孟子说“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”，将修身养性作为安身立命之法；荀子著有《修身》篇，其中说“以修身自强，则名配尧、禹”，认为通过修身不断涵养个人品格，则可以达到尧、禹这样的圣人境界。
“齐”是一个象形字，甲骨文和金文均像谷穗上端之形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禾、麦吐穗，上平也。象形。”齐的本义就是指禾苗和麦子吐穗时，穗子上端处于同一高度，后来泛指“整齐”，引申为“整治、整理”之义。“齐家”意为整肃家风家规，实现家族关系的和谐美满。家风是一个家庭作风的体现，是一个家族繁衍兴旺的基础，优良家风的培育不仅需要一代人的努力，更需要家族世代的传承。“齐家”之所以如此重要，关键在于可整齐家风，进而形成良好风尚，这也是古往今来人们如此注重“齐家”的原因所在。
“修身齐家”是后世经归纳而成的一个词语，语出《礼记·大学》，其中说道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后被理学家朱熹在其所著的《大学章句》中归纳为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后人称之为《大学》八条目。这八者环环相扣，层层递进，其中“修身”和“齐家”在其中起重要作用。可以说，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是修身的具体方法和途径，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目的，其中，齐家又处在基础性地位。
那么，“修身”和“齐家”之间又是什么关系？为何将二者连用？实际上，早在先秦时期，孟子就已经对二者关系作过深刻阐释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中说：“人有恒言，皆曰，‘天下国家。’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孟子直接点明家庭的根本在于每个人自身，齐家之要在于修身，修身是齐家的前提。南北朝著名教育家颜之推曾说：“夫风化者，自上而行于下者也，自先而施于后者也。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，兄不友则弟不恭，夫不义则妇不顺矣。”只有每个人先做到修身立德，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才能树立起道德标杆，通过自身示范来带动家人效仿，从而形成良好家庭风尚，这是“齐家”的要点所在，也是“修身”之于“齐家”的重要意义。
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，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周恩来以身作则，严格治家，定下不谋私利、不搞特殊化的“十条家规”；陈云严格要求家人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，要他们“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，不搞特殊化”；朱德对亲属讲原则，严要求，立下“五心”家规，时常告诫子女要树立自力更生和为人民服务的正确人生观……这些家规严、家风正的佳话，既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风骨，也为今天的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。
家事牵国事，家风连政风。领导干部的家风，不是个人小事、家庭私事，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，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，在管好自己的同时，严格要求配偶、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。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都对党员干部家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在部署今年工作时也提出，要“注重家风建设，引导党员、干部修身律己、廉洁齐家”。广大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，洁身自好，以身作则，同时注重家风建设，树立良好家风，把“修身齐家”作为终生的必修课。
